王琦珍
景德镇陶瓷大学陈寧博士的新著《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以下简称《论纲》）行将排印，期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一点文字。
我和陈宁相识，源于《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的撰写。2 0 0 6年，我应邀担任景德镇陶瓷大学的外聘教授，帮忙该校我国陶瓷文明研讨所撰写他们所承当的国家严重文明出书工程《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陈宁是这个课题组的主干，咱们在一起作业了近八年。八年间，课题组除了完结并出书了《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外，还编辑出书了煌煌30大册的《我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以及上、下两卷的《我国古陶瓷文献校注》。在这两部书稿的编写中，陈宁任副主编，承当了许多作业。这期间，他还出书了自己的专著《色彩釉瓷》，并惠赠了一册给我。多年的往来，我深知他有极端慎重的学风和厚实的功底，也有极端深沉的陶瓷文献方面的常识堆集。更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我国古代陶瓷文献还有许多很独特的理论知道。或许正由于如此，我一向认为他是陶瓷文明研讨界值得特别注重的一位年青学者。还在编写《我国古陶瓷文献校注》时，他送书稿来南昌交我作最终审定，攀谈中，我就隐隐地有种预见，下一步，他很或许会在理论研讨方面跃上新的高度，收成新的效果。所以，当他把这部《论纲》放到我的案头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在任何一个学科的研讨中，文献的搜集、收拾和鉴别，都是最基础性的作业。脱离实在、丰厚的文献，研讨者注定只能徜徉于令人苍茫的荒野，自陷于果断臆测的泥淖，所得出的定论也必定仅仅缺少牢靠根据的臆说。《论语？八佾》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夏礼吾能言之，杞缺少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缺少征也。文献缺少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现在咱们所能看到的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孔子是慎重的，他考辨夏礼、商礼，特别强调要以充沛的文献资料作为根据。这既是一种研讨办法，也是一种慎重的治学精力，后来也成了我国文明各个类别研讨中所一起恪守的原则。陶瓷学科的研讨天然也是相同。
那么，什么是“文献”呢？学科研讨中一些学术概念的界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各人的了解也是能够见仁见智的。从孔子说了这段话之后，几千年来人们关于“文献”的解说，阅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进程，各个不同前史阶段的学者们的解说往往不太相同，这是很正常的。但演化到最终，从比较广泛的视点讲，将有关的文字资料及有研讨价值的文物称作“文献”，进而作为“文献学”的研讨目标，根本上仍是成了学界的一致。这当然是从其广义的视点来说的。但是事物又有其特别的一面，“文物”由于是以什物形状而存在的，虽然大多都具有研讨的价值，但价值的特色不同，学科的归类也往往不同。在研讨中，是否都可称之为“文献”，是否归于“文献学”的研讨规划，也便有了争辩。今世闻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曾清晰地表明，这个界定仍是应该以是否有文字信息为根据。有的“文物”，比如古人类头骨和牙齿之类，从其价值特色来说，是古生物学的研讨规划；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等器皿，是古器物学的研讨规划，都很难被视作“文献”，因而对这类文物的研讨，和“文献学”的研讨规划仍是有差异的。我觉得，这应该被认为是从狭义的视点做出的区分，也是更为切当、更易于被人们承受的一种区分办法。
“陶瓷文献”便归于这样的概念。就一个民族的整个文明来说，陶瓷文明作为我国文明的一个分支，有关它的文字资料天然应被包含在整个我国古籍文献和现今世文献之中。将历代撒播下来的有关陶瓷的文字资料视作“文献”，这天然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陶瓷作为一个极具工艺特色的学科类别，又有其特别性的一面。正如陈宁在本书稿中所指出的，陶瓷作品作为一种载体，也有或许归于陶瓷文献的规划，也有或许不归于这个规划。他比较认同张舜徽先生的观念。《论纲》认为，只要那些记载有文字符号信息的陶瓷作品，才能够被视作“陶瓷文献”。这天然就对这些年相同困扰陶瓷理论研讨的关于“陶瓷文献”的界定，做出了清晰阐明。虽然《论纲》没有触及清代陶瓷中详细的什物资料，但这个界定，无论是对本书的写作来说，仍是对读者来说，我觉得都是十分必要的。
或许正由于陶瓷学科的这种特别性，学界甚至整个社会对陶瓷的注重，都相对会集在陶瓷制品的什物方面。陶瓷生产者的留意力，则又较多地会集在制坯、釉色、绘画、烧制等详细的制造工艺上。对陶瓷文献的搜集、收拾的注重度，则显得很不行，更不要说进行更深化而系统的理论研讨了。其实，我国陶瓷文献是十分丰厚的，并且前史十分的悠长。由于我所从事的专业的联络，几十年来我虽对陶瓷史料未多加留意，但在阅读过的古籍文献中，我也曾从典籍甚至方志所载录的古代祭器中，看到一些有关陶制器皿的记载。从《史记？五帝本纪》中，就曾读到过“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岸，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的故事。直至后来在陶瓷大学看到他们搜集的陶瓷史料，我是被我国陶瓷文献的丰厚而深深地震慑，致使满目骇然了。这种丰厚究竟到何种程度呢？陈宁参加编写的《中华大典？艺术典？陶瓷艺术分典》共250多万字，这还仅仅从现存的自先秦至清宣统年间的陶瓷文献中，精心挑选和摘抄出来的最有代表性的陶瓷史料。稍后编辑出书的《我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虽3 0大册，但由于触及版权等方面的问题，比如今世学者收拾出书的极为重要的《唐英督陶文档》《清宫瓷器档案全集》等，均未能归入其间。民国今后的陶瓷史料，在学界现在还根本处于无人顾及的情况。至于流散在海外的我国陶瓷文献，在国内现有的出书物中，除对极少数几个译著有所介绍之外，其他根本上是付诸阙如的。能够这么说，对我国陶瓷文献的收拾，咱们仍是不行完好和系统的，而对陶瓷文献的研讨，也大体上是处于零散的、对单部作品的孤立的研讨情况。这和陶瓷文献丰厚存在的现状是很不相等的。这天但是然地也就在适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陶瓷学科方方面面研讨作业的拓宽和深化。
这种情况的构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间十分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恐怕和当时没有树立一门“陶瓷文献学”有适当大的联络。陈宁在本书的第一章中言及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晚期，傅振伦先生就曾提出要树立一门“我国古陶瓷文献学”的想象，惋惜20多年过去了，这一提议并未引起学界最根本的注重和注重。或许有人会说，树立一门“陶瓷文献学”，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的确，较之哲学、政治、经济、前史、文学各类别文献的研讨，陶瓷文献的研讨规划要小得多，由于它究竟仅仅关于一种特别工艺制品的文献研讨。但我倒觉得，即便如此，“陶瓷文献学”这个出题仍是科学的、合理的。首要，它完全能够作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这一点应该是没有贰言的。其次，它是有很充分的实践内容的，这包含极为丰厚的文献资料的实践存在、很清晰的研讨目标和规划，以及能够系统概括并且完全能够树立的学科特色等等。作为一门学科理论树立的必要条件，其实它都具有。这些足以支撑“陶瓷文献学”学科系统的树立和合理存在。无可否认，这数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在我国古代陶瓷文献的收拾和研讨方面，付出了许多尽力，做了许多的作业，也获得了丰盛的效果。但假使纵观整个的研讨现状，一个显着的缺少也是毋容讳言的，那就是虽然陶瓷文献的收拾还存在许多问题，但相较而言，陶瓷文献理论的研讨又远不及文献搜集和收拾所获得的效果。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并且，假使细心整理一下，便会发现，已有的研讨大多会集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陶瓷原资料和详细的陶瓷工艺的研讨，如瓷土、造型、釉色、装修、烧制工艺等。二是对某些单一陶瓷作品的研讨，如《熏陶图说》《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歌》等。其间有些效果的确具有适当的水平，但咱们又不得不供认，咱们的作业还缺少对悉数我国陶瓷文献的全体的、系统的、科学的观照。这种缺憾的呈现，不能不说和陶瓷文献学的未能树立有关。
陈宁的这部作品，也不是一部包含悉数陶瓷史料的《我国陶瓷文献学》。他安身的是清代陶瓷文献学的研讨，这当然是归于断代陶瓷文献研讨的规划。这种挑选，我想应该和清代陶瓷文献最为丰厚也最为完好有关。因而，我觉得他的挑选是颇具眼力的。联络到他在本书“陶瓷文献学的提出”一节中，对傅振伦先生《我国古陶瓷文献学》一文的剖析，我甚至还认为，他似乎是想以清代这一时段的陶瓷文献研讨作为一个突破口，为“我国陶瓷文献学”的树立做一些前期的、更为科学的探究。所以，和那种零散孤立的、罗列式的研讨不同，他在书中详尽地剖析了“文献”“陶瓷文献”“文献学”“陶瓷文献学”等各种相关的概念，论说了“陶瓷文献学”的寓意，阐释了它作为学科的根本特色。再从“文献学”的视点，详细地考辨了整个清代陶瓷文献的撰写情况和分类系统的建构。然后以此为基础，以清代每一种重要的陶瓷专著为一个专题，逐次地论说清代最具代表性的陶瓷文献，考辨其撰写时刻、著者业绩及成书进程，讨论其撰写特色、内容价值和版别源流，甚至一些文献撰写之间的继承联络等。这明显表现着文献学的特色，是以文献学的眼光和研讨办法来做出的论说。这样做的成果，也便使他对每一种文献的研讨不光调查全面，剖析深入，并且考辨极为详实。纵观全书，无论是全体的架构，仍是详细的论说和考辨，我认为都较好地表现了一部“文献学”作品的特色。假如作者的目的真如我在上文中所推测的那样，是小试牛刀，想为整个“我国陶瓷文献学”的树立作一些先期探究的话，那么我要说，这个探究是成功的、有意义的。
是为序。
作者简介：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讨方向是我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文献学。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