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钰婷 程新皓
从北大化学博士到独立艺术家，程新皓的挑选显得如此的不达时宜，却又在某种含义上代表了另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集体——归乡艺术者。面临了解的故土，他们比任何人都灵敏地察觉着这儿正在发作的改变，并企图用艺术创造者的视角解读，用静态图画来回应城市化的问题，为村落铺陈一种新的书写。
在知道程新皓之前，我从搭档口中大致凑集出了他不寻常的人生阅历，一个结业于北大的化学博士，却挑选成为独立艺术家，常驻在家园云南，将视野投向乡野。不能免俗地，我询问起他为何挑选了一种不那么安稳的日子方法，得到的答案却是——“这得看怎样来说安稳这个事了。”
实在令他感到恐惧的，是所谓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日子。这种主意萌生在程新皓读大四那年，其时他选读朱晓阳教师的《人类学导论》，遭到十分大的影响，乃至觉得这才是自己实在希望去研讨的东西。但是他现已保了本院的研讨生，所以便磕磕绊绊地走了下去，一边做化学的研讨，一边旁听人类学方向的课程，也跟着朱晓阳教师做些人类学的郊野工作。就这样一向到了博士结业，完全抛弃化学，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或许研讨者，他开端了自己在故土的艺术创造与写作。
在某种程度上，《小村档案》是程新皓与故土发生艺术联接的原点。项目的拍照地坐落昆明城边上，也是朱晓阳教师之前下乡的当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分，这位教师就曾收拾过小村的村史。比及2008年程新皓来到这儿时，它正跟着昆明城的扩展而逐步失掉土地，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刚开端这个项目的时分，我的知道还挺浅陋单纯，往往会把这个郊野目标放在某种庞大叙事里，比方城市和村庄的二元敌对，或许把它幻想得过于浪漫主义，当成某种故土的标志，去赋予它乡愁，或许把它幻想成一个逝去的天堂。”但跟着对小村的了解和参加，他发现这儿比自己幻想中的图景更为杂乱，无法被概括进任何一种简略叙事中。那些从前的世界观和价值判别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效果，而这种当地性常识又需求和来自本钱与政府的言语进行互译，终究被放在同一个竞技场中进行博弈。在这个进程中，每一个人都是详细的，无法简略成为一个符号：乡民或许拆迁办，本钱方或许底层政府。在这样杂乱的语境下，他企图运用图片故事的方法进行出现，却终究发现“它或许更适合用纪录片完结”。
从那个时分起，他开端考虑怎么用静态图画来回应城市化的问题，这也是《来历不同的时刻：来自茨满村的图画》的缘起。2015年，由于批评家和文朝建议的“过境方案”，程新皓来到这个纳西族聚居的村庄。这组作品在2015年夏天的火把节开端，2016年夏天的火把节完毕，刚好用了一整年时刻，它在照顾一个城市化进程中村庄的实际，并以此去整理城市化背面的逻辑。而程新皓在这种公共的前史激流中，寻找着专归于个人的、绝无仅有的解读与体会。第一天进茨满村，一条黄狗就在他面前被奔驰而过的轿车压死了，血溅三尺。这个场景在他脑海中一向挥之不去，乃至让他觉得当晚火把节燃起的火把都是对此事的一个祭拜。尽管这是一个偶尔，但关于程新皓而言，这个偶尔好像又刚好构成了某种隐喻，某种关于现代化、关于城市和村庄的隐喻。
后来，程新皓把这个场景放进了作品书里，还为它写了一篇文章。他关于某种共同阅历的珍爱，让人想起他开端离别所谓安稳日子的理由，正是由于“感触不到自己是无可代替的”。你能感遭到这个个别关于被同化的抵抗，也就不难理解他最终反其道而行之的挑选。
但另一方面，程新皓又比绝大多数人都“重视当下”。他的一切作品，都围绕着“当下何故如其所是地成为了现在这个当下”所打开，仅仅从不同的层面和视点对其聚集。假如说《小村档案》和《来历不同的时刻》是对城市现代化的聚集，那么在《莽》里，你可以看到新的常识和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不断出产出来，莽人日子的空间被自身实践所再造。而在他最近的作品《东岛博物志》中，一个我国清朝的博物学者被虚拟诞生，用以评论常识被制作之始的各种偶尔性和荒唐性。将这些作品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构成了他对云南的书写。
这种根植于故土的艺术创造，大约总要归于创造者某种实在的归属感和所谓的乡土情结。他曾坦言，“在云南之外，我很难压服自己去做什么作品，总会觉得那与我无关，但在云南，哪怕是那些我不了解的当地，我总会从情感上以为这是我有激动去处理的问题。”为何是云南？为何是在运用这样一个政治-地域概念去建构自己的归属感？这个问题，程新皓自己也还没找到答案。仅仅，在与了解故土相互注视的进程中，他深深地感到，村落是杂乱的，故土是杂乱的，这就是咱们在面临着的实际。
对 话
程新皓
开端关于乡野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我并没有在村庄长大，而是在小城玉溪。那里虽说是城市，不过离乡野很近，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分，城边就是农田和林地。其时我家住在玉溪师院里，隔着一堵墙就是“闻名的”红塔山，而周围就是烟厂，再远点就是林场和山野。那个时分小孩和爸爸妈妈都心大，就这样听任一个小孩雨后春笋跑。关于一个爱莳花养动物的小孩来说，那些当地充溢趣味和各种奇特的生物。
进行艺术创造的这些年，您是否遇到来自家庭或实际方面的阻力？
这个进程中并没有什么来自家人的阻力。我的妻子和爸爸妈妈都十分理解和支持我，这是很走运的。要说有什么困难，那是在我第一组完好作品《对一条河流的命名》出来之前的那一整年，2014年。那个时分他人都不知道我在做的东西，我也没有完好的作品去让他人有个全面的知道。所以其时请求基金也失利了，过得十分窘迫，幸亏在家人和朋友的协助下支撑过来了。而作品逐步出来之后就好许多，现在也基本能经过各种基金和稿酬来保持生计了。
现在回归乡野，重视城市之外的场域并进行多元创造，好像是一种趋势，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对我来说，这涉及到一种分类和它背面的预设。一般，咱们都是把村庄作为城市的一个对题在进行某种二元的考虑与幻想。这种设置并不是新近的事物，从希腊-罗马时期的城市-阿卡迪亚这样的两分中就能找到其原型。正好像后者中对阿卡迪亚的幻想是由作为外来者的贵族所完结，当下咱们对村庄的幻想和言说，其主体也是咱们这些外在于村庄的城市居民来完结的。这种比照着城市进行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盲区，而从另一个视点说，这种村庄本乡视角的缺失，往往会把一种杂乱的村庄实际简化进某种庞大叙事中。正如我之前说的，它或许被化约为某种乡愁，某种对故土的幻想，某种“被危害的”目标，某种乌托邦。或许，去实在知道到村庄的杂乱性，它的实际，这种实际背面的逻辑与前史谱系，是咱们这些创造者首要需求面临的问题吧。
近期的创造新方案是什么？
我现在正在处理的问题是莽人作品系列中的一部分——糖。从甘蔗的栽培开端，莽人被真的卷进到了某种更大规模的市场经济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失掉了自主性。假如整理前史，你乃至能把它和更大尺度上的全球化联络在一起。正如西敏司在《甜与权利》以及穆素洁在《我国：糖与社会》这样的作品中所剖析的，蔗糖的出产背面的含义以及其形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物”自身。所以，关于糖的重视和关于蔗糖出产的整理，實际上可以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去详细剖析本钱、市场经济和管理术的详细的浸透方法，并由此去看作为举动者的莽人在此进程中的选择。现在我正在做一个关于莽人与甘蔗栽培的双屏录像，或许在年内可以展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