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
摘要：清代朱琰所撰六卷本《陶说》，在古代日本的传达与影响，有助于从形而上的精力与形而下的“瓷路”两个层面深化人心与物性熏陶成器的认知与传达。
关键词：《陶说》 书本之路 中日瓷文明圈往来
一、书本之路视域中的《陶说》
作为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书本在东亚文明圈诸方面的沟通与传承中起到了不行忽视的枢纽效果。故较之东西文明之间的“丝绸之路”，有学者以为以“书本之路”更得东亚的沟通本质。
在东亚文明沟通含义上讲，“书本之路”与“丝绸之路”见证了中日两国之间深沉的往来印记，其间包含历代陶瓷文献在内的“陶书之路”相同为中日书本之路与陶瓷之路衍生出共同的东亚往来新模式。作为两国“陶书之路”沟通的初端，《陶说》无疑在其间起到了“文明使者”的重要效果。《陶说》，为清代朱琰著，全书共分6卷。别离以“说今”、“说古”、“阐明”、“说器”为题，以饶州窑（景德镇窑）为要点，勾勒了古代陶瓷业开展各时期窑口不同器物的品类、特征与功用等内容，对研讨我国陶瓷工艺的开展以及历代陶瓷判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陶说》初刻于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今后曾多次重刻，传本较多。一起，作为陶瓷文明传承的载体，
《陶说》也被传入一衣带水的邦邻日本，经过整理日本现有保藏可知，多种版别《陶说》传入日本后既有重刻亦有译著。
二、《陶说》与日本保藏文献考论
1、京都大学隶属图书馆保藏的《陶说》。该版别隶归于《龙威秘书》为其戊集《古今丛说拾遗三十四种》戊3～戊4合计二册6卷。据版别信息为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石门马氏刻本。按：石门马氏，便是清代学者马骏良私家编录的丛书，录入各种著作一百七十七种，共分为十集。
2、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保藏《陶说》。该保藏相同隶归于《龙威秘书》。刊本《龙威秘书》（1～10集）合计十册，原为津田左右吉旧蒇。集数完好且刊本很多。有具体时刻者为第二集大酉山房嘉庆元（1796）刊本（图1）。
包括有陶说的第五集虽无具体刊本信息，但从序文后有“石门马俊良嵰山识男佩愉，佩态全校”（图2）可知，应当晚于1796年。
3、东京国立博物馆保藏“鲍氏知缺乏斋”版《陶说》。该版别《陶说》为6卷，其间2、3卷合一册，4、5卷合一册，合计四册。有乾隆3 9年，即1774年跋，印记有“听雪庵清赏”“海眉”“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等，外盒里有昭和甲午石隐道人的识语。
按“知缺乏斋”，乃是我国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室“雅号”。据鲍氏所藏善本刊刻《知缺乏斋丛书》至道光间共刻成30集，收书207种。此外，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陶说》一册六卷，严厉含义上说是据《知缺乏斋从书》本的抄本，其根据揣度能够从同东京国立博物馆尚保藏封面上的“金匮思慎堂藏版”字样以及线装帙入本亦有印记“听雪庵清赏”。另“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有乾隆47年即1782的序。此本外盒内也有昭和29年石隐叟的识语。
“金匮思慎堂藏版”中的“金匮”为“无锡”古时旧称，“思慎堂”为清代无锡的重要书坊。
以上二部《陶说》中的“听雪庵清赏”印记，据现在查找材料所知，只要江户年代中期的茶人石州流嘉顺派二代谷村嘉顺正胜以“听雪庵”为号。从茶与陶的密切联系来看：二代谷村正胜曾保藏过此两部陶说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其具体生殁年不详，不过从其父谷村三育殁年为宝历3年（1754）及其师清水道简的生卒年来看（1716～1783），其活动时期应当首要是十八世纪后半叶，至多至十九世纪初。因为现在研讨条件所限，无法进一步根据文献承认其具体的内容差异。
4、同东京国立博物保藏线装《翠琅玕馆丛书》中的《陶说》。左右双方，有界，小黑口，无鱼尾，9行21字。封面内有“光绪十年甲申冬十二月羊城翠琅玕馆校刊”字样。印记别离有“王秉恩”“常”“秉恩”“华阳王芑廖随身书卷”“得归茅屋”“太田书巢”“东京国立博物馆图书之印”。
由封面内信息可知，此本是1884年广州翠琅玕馆校的版别，印记中“王秉恩”（1845～1928）为清末藏书家、书法家，华阳（今四川双流）人，曾在广州为官，并经张之洞推荐任广雅书局提调，民国后居住上海，此本当是在广州为官时期所获。
“常”之印，详义不明，但由后“秉恩”印来看应该仍为王秉恩之印。“华阳王芑庈随身书卷”中王芑庈无法精确判定所属，因为王秉恩及其子王文焘均无相关名号。尽管秉恩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渡日，可是从“华阳王”的字样来看，应该能够揣度此书仍然归于王氏族员。后“得归茅屋”的印主也无法承认，据“得归茅屋”含义来看，很可能是引证杜甫侨居成都期间创造《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典故，印主应该仍是成都区域人，进而判别仍然可能是归于国人所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陶说》线装写本，在正文的页面上有“秀文斋”字样。遍查中日材料，找到“秀文斋”可能是指我国山东日照的印刷刻字的老字号“秀文斋”。据史料记载：“秀文斋起源于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其创始人董佩琳，出生于康熙八年（1670），例赠文林郎，创立秀文斋刻字业，因为农业兴隆，延师课子，使其子董怀录成材。董怀录，字洛如，奎文阁典籍、例授文林郎、出任上海文富堂书局履行理事，担任刻版印刷“四大名著”，董怀录写字非常好，蝇头小楷，隽秀整齐，美丽正经，遭到当局的器重，后其子董家驷长成，在文富堂书局当学徒。董家驷，勤奋好学，在文富堂不久，刻字、印刷样样都把握的熟练，在文富堂已是主干”。
5、筑波大学图书馆保藏写本《历代磁器谱》（2册）录入的《陶说》。现在相同受材料所限，其内容以及根据何种版别仍有待进一步讲究。
6、早稻田大学图书保藏的一部内有朱笔，有虫损，印记为菩萨楼图书记《陶说》。该版别由葛西质（又叫葛西因是）所点校的上善堂刊本经摄阳（大坂）种玉堂重印，此本有文明三年（1806）的序。此本在多图书馆均有保藏。“上善堂”当是编修有《上善堂书目》的清代图书馆学家、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的藏书楼名。
上述东京国立博物馆亦有葛西质的合装写本陶说俗译稿，内有朱笔书入，但书写者不明。葛西质字休文，号因是，生于大阪居于江户，师从平汉旭山·林述斋，古注学派。著书有《浅显唐诗解》《老子辐注》。
三、结语
以上首要调查了《陶说》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及各闻名大学的保藏文献状况，从陶书之路的个案典籍能够管窥蠡测，自清末民国以来阅历欧风美雨的洗礼，日本不只西望“西洋”，相同也一向注重近邻“我国”最陈旧的瓷器烧造技艺与注重陶瓷文献的刊、刻、抄、印、藏等事宜。“陶书之路”的例子，体现了日本不断罗致我国陶瓷技能及陶瓷经典文献以开展本身的重要战略。透过现存日本各大图书馆的《陶说》讲究，对比我国国内相关的保藏文献，其内容能够说根本包括了现存的各个版别，从中不只能够看到中日之间在陶瓷工艺上的沟通，也可佐证日本陶瓷界广泛涉猎并保藏我国陶瓷典籍的“目积月累”、“代际层累”的持之不渝精力，为中目文明沟通史书写了重要的华章。这也是日本惯于拿来并消化吸收域外文明以充分本身、文以开化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