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描绘一下你在村庄的日子？你怎么平衡农业实践和艺术创作之间的联系？
2012年，我在老家树立“稻电影农场”，那一年有八个月时间待在乡间种田。一开始种的是洞庭红霑，现在种洞庭红霑、鱼刺米和贵州引入的土种高粱。种田这件工作一向都在继续，我在那建了一个四合院，房间外面就是稻田。每年酿酒时，我都会带着孩子回去，一年五六次，有时分更多一些。
现在许多家庭的教育目的，其实是让孩子脱离土地，脱离村庄这样的空间。但对我来说，农业实践和艺术创作可所以并置的，农业生产自身也能够视作为一种言语的、社会前言的共构产品。
种田的经历，给你带来什么改动？
在2013年之后，我十分明晰地意识到，现在村庄建造的主体性是缺失的。许多时分所谓的“乡建”其实是来自常识分子的符号性构建，它的物质性主体（即农人）是没有话语权的。村庄作为一种奉献式的经济，将自己提供应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跟自己无相关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在话语权上又从城市常识层面、而非本地性层面主导着“乡建”。
所以有一种比较极点的观念，以为现在“乡建”的目标，“乡”其实现已没了。现在的情形是，村庄现已成为以城市为中心空间的边际，是城市的隶属、配套、供应源头。
经过这些年来的调查，你以为我国的農村发作了什么改变？
近年来我国村庄发作变迁很快，也许多。现在的农人并不依托“种田”来营生，农业关于农人家庭分配这一块，现已不再构成一个主体。还有村庄空间上的改变，住家房顶的空间被光伏发电开发；而村庄的金融信誉体系（信誉卡）建造——基建的实质，将村庄资源、财物以及可分配的未来并购进本钱体系。
接下来还有什么方案？
本年6月我会参与第二届银川双年展，著作名为“迴飙”，取自陶渊明“凯风因时来，迴飙开我襟”，个人怎么在这个表象上令人晕厥、实质上是气候危机的人类纪的时间，“藏身立命”的情绪。“迴颷”是我目的采用的心思的形式，当然不是回向晋人，只能重新来规划。它是一件归纳媒材设备，由印象、雕塑、文献、绘画等共8组内容构成。展览完毕后，我可能会回湖南调研一条河流生态体系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