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 黄秀云
摘要
本文从塞义的个人布景和《景德镇陶录》的外译状况两方面探讨了《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著的编纂成因，并从深度翻译的视点分析了该译著的编纂价值，对其时我国陶瓷典籍外译的详细实践具有必定的参阅价值和学习意义。
关键词
《景德镇陶录》蓝浦
杰弗里？塞义
深度翻译
翻译价值
一、导言
《景德镇陶录》初稿于乾隆末年，由蓝浦纂辑。原稿初分六卷，内容史料丰厚，但编制略显杂芜，后因蓝浦逝世，未能刊印出书。笔者遍查清代以来的各种史志，均未发现有关蓝浦生平的详细信息，仅从中获取了少数的零星材料。蓝浦，字滨南，一字耕余，江西浮梁景德镇人，首要活动于乾隆年间。终身敦行力学，然无甚功名，惟以教学为业，日子穷困。年仅中寿，著《景德镇陶录》未竟而卒。娶妻汪氏，无子嗣。
嘉庆初年，蓝浦的学生郑廷桂受师母之托，欲秉承先师遗志，将《景德镇陶录》校订续补之，但因“落拓”，无力完结。嘉庆十六年（1 8 1 1），刘丙莅任浮梁知县，招郑廷桂入衙署中，授其次子课业，两人从此结识，并成为知己老友。一次空闲闲谈，刘丙论及景德镇瓷器时，不由宣布“镇瓷无专书”的感叹。合理此刻，郑廷桂将其师撰写的《景德镇陶录》原稿奉上。刘丙见后，非常高兴，随即嘱托郑廷桂对原稿进行校订续补，然后由他担任出资排印。郑廷桂听后，激动不已，曾在该书的跋文中这样写道：“此固廷桂日夜祷祠之而不得者，今庶几为吾师慰也！虽至愚鲁，不敢不勉。”“《录》旧六卷，今订为十。惟卷首《图说》、卷尾《陶录余论》，为吾师所未逮；其间八卷，则皆仍吾师之书，分门而附益之，谨阙其所不知，不敢妄有增损。”经过多方极力，最总算嘉庆二十年（1815）由翼经堂刊印出书，并将其书名定为《景德镇陶录》。
郑廷桂，字问谷，江西浮梁景德镇人，嘉庆二十三年副贡，受业于蓝浦，是蓝浦的忠诚弟子。文学上颇有造就，声誉乡里，曾帮蓝浦校订补辑《景德镇陶录》，并撰有《陶阳竹枝词》。《陶阳竹枝词》首要记叙了景德镇的风土奇迹，尤详于景德镇瓷业的出产状况，兼及景德镇瓷业的制造前史、产品交易、管理办法、民俗风情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参阅价值，可与《景德镇陶录》彼此参补运用。
景德镇制瓷相传始于汉代，至唐宋而有名，开展到明清，成为“全国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景德镇瓷器经过各种渠道，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销往世界各地，传达我国陶瓷文明，宏扬中华艺术魅力，引起西方对我国制瓷技艺的广泛爱好。而要了解我国陶瓷制造状况，有必要查阅我国陶瓷典籍，特别是关于元代今后集我国陶瓷技艺之大成的景德镇陶瓷史的文献。《景德镇陶录》面世之前，虽亦有一些陶瓷文献论及景德镇陶瓷，但都不是“镇瓷专书”、且多选材于前史文献，缺少必要的调查取证；而《景德镇陶录》则由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蓝浦所纂，从小触摸陶瓷制造，正如刘丙在《景德镇陶录？序》中所言，“盖[蓝浦]生乎其地，自少而长，习知其事，随时而笔之于书，良非采访纪录、偶焉旁涉者可同日语也”。《景德镇陶录》正是在承继前人研讨效果的根底上，结合作者在景德镇长时刻潜移默化所获取的常识而撰写的我国榜首部比较完好的景德镇陶瓷史专著，其内容涵括了景德镇陶瓷出产的各个方面，具有前史学、工艺学、民俗学、文献学、经济学等许多学术价值，至今仍是陶瓷研讨者“奉为圭臬”的必备覆按文献，也是西方了解景德镇制瓷技艺和出产前史的最好材料。
二、《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著的撰写成因
早在1 8 5 6年，法国汉学家儒莲就将《景德镇陶录》译成法语；1907年，日本学者藤江永孝也将其译成日文；而英国学者塞义则是20世纪20年代被英国政府选拔为前往香港的官学生。既是官学生，当然具有了杰出的通识才能和言语学习才能。这群官学生抵达香港后，榜首重要之事就是学习汉语和我国文明。之后，塞义任职于香港政府，在香港日子了30多年，具有杰出的汉语表达才能，知晓我国文明，并悉心学习和研讨我国陶瓷多年，对景德镇陶瓷技艺较为熟知，亦颇有心得。空闲之余，塞义还喜读我国陶瓷典籍，对《景德镇陶录》尤为宠爱，这是他翻译《景德镇陶录》的首要动因之一。此外，塞义以为《景德镇陶录》录载的内容对欧洲陶瓷的出产制造具有较高的学习和参阅价值，这也许是他英译《景德镇陶录》的直接原因，这从他对《景德镇陶录》原文翻译后精雕细镂的注解中，便可窥知一二。
其实，在塞义译著面世之前，《景德镇陶录》并没有英译著，而较早面世的儒莲法译著也不全面。首要，儒莲以为《景德镇陶录》后三卷与景德镇制瓷技艺和前史不太相关，而被其删去；即使是其他卷次中，如卷一中有关景德镇的地舆归纳、开展简史、御窑厂的方位及修建布局，卷二中介绍明代御器厂的部分等，亦均被其删略。其次，儒莲法译著与《景德镇陶录》原著内容并不彻底相符，其选材除了《景德镇陶录》外，还有一部分内容取自《浮梁县志》。此外，儒莲在翻译《景德镇陶录》时，有关釉色部分的翻译选用的是释义，掺入了不少自己对陶瓷工艺的知道和了解，与原文内容有较大收支，故其译著中漏误较多。在这种状况下，关于西方陶瓷出产者、制造者和我国陶瓷保藏爱好者而言，他们迫切需要一部愈加完善的译著面世。此刻，塞义英译的《景德镇陶录》就显得非常必要，亦弥足珍贵。
三、《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著对深度翻译理论的运用
塞义英译《景德镇陶录》时，并不是简略地翻译《景德镇陶录》的原文内容，而是很多选用了“深度翻译战略”。这是深度翻译理论在我国陶瓷典籍英译实践中的一次详细运用，也是一次斗胆测验，改变了以往多以“照本译文”的翻译办法。“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K？A？Appiah）于1993年提出的。阿皮亚将“深度翻译”的意义描绘为“在翻译文本中，增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文，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厚的文明和言语环境中，以促进文字遮盖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交融”。从作用论来看，深度翻译将翻译同谨慎的文明学术研讨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属“文明翻译”或“学术翻译”的领域。它不只保留了源语文明的特征，还促进了意图文明对他者文明更充沛的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特别适用于涵纳丰厚文明信息的前史典籍、学术作品和内容不易被了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的翻译，其承受目标也是对原文及其背面的文明常识感爱好的异域读者和研讨人员。虽然深度翻译理论呈现较晚，但其实践效果或详细运用早已呈现，《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著就是其间之一。
查阅《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著，不难获悉该译著结构有目录、前语、导言、索引、序文、正文、附录、索引等部分组成，处处可见深度翻译理论在其间的运用。首要，塞义英译著的目录内容比《景德镇陶录》原文内容要充分得多，译者塞义从每一卷中提炼出很多关键词。如卷四“陶务战略”，其译文为“BOOK IV. POTTERY PROCEDURE”，然后紧接卷四内容中的关键词“Terminology；Variety of`brick used-Ma-ts`ang earth-Kao-ling-`yu tun；glaze brickliquid glaze-`hua shih；`the sweepings；Blue-green-`blueand-white-varicolored`；Red shops-tall pieces-`bodiless and eggshell ware-the `big four；`Foreign pieces-small ornamental pieces；Organization of kiln staff；Kiln fire-control； general arrangements in pottery establishments；Dealers； packers； patchers， and others”。塞义将卷四中的这些关键词，如瓷土、青花、红店、大件器、小琢器、窑火操控、瓷商、补瓷匠等职业术语提炼出来，使读者在阅览正文之前，一览目录，便可对其内容大约有所了解。又如《景德镇陶录》卷八、卷九的“陶说杂编”和卷十的“陶录余论”，著者仅仅依据稽察的文献史料，顺手记载，随录随排，并未给出指引性的标题；而塞义英译著的目录中有依据每条史料的内容提炼出的关键词，并将这些关键词当作指引读者阅览内容的标题。仅就此而言，塞义英译著的目录编列显着优于《景德镇陶录》原文。
其次，塞义在《景德镇陶录》原文译文之前，还增加了“前语”和“导言”，其间介绍了塞义翻译《景德镇陶录》的布景和意图，描绘了塞义翻译中对中西文明差异的处理，以及对译者资质的要求等。此外，文中还提及了《景德镇陶录》作者蓝浦虽是学者，但不太懂晓工艺，书中有关工艺的部分大都源自景德镇陶瓷工匠的描绘。对此，塞义在译文中涉及到工艺的部分，常会参加“注释”，以使西方读者可以读懂其间有关我国陶瓷制造工艺方面的内容。
再次，塞义在译著正文中增加了不少“脚注”，以解说正文中呈现的一些陶瓷职业术语、人名、地名、文献名、年代名等。如《景德镇陶录》卷一“做坯”工艺中说到的“琢器”，塞义将其译为“Cho”，并在译著中对其作了注解：“Cho means literally to carve gems. Cho pieces are defined elsewhere as `p`ing， lei， tsun， and i， the ancient sacrificial vessels.”不只解说了琢器的意义，还以瓶、罍、尊等器物为例，对其意义作了详细阐明。又如《景德镇陶录》卷三“仿古各釉色”中对“粉青”一词的注解，指出这儿的“粉”是指相似米粉般的细腻感，而非欧洲人了解的“p i n k”；并指出“粉”在陶瓷职业术语中，有时指雍正时期所创烧的一种工艺——粉彩。又如《景德镇陶录》卷四中对“嘉庆三年，邻邑乐平亦出此”的注解：“i.e.1798. There are two difficulties about this date. It is clear from the third of Tang Yings comments on the twenty illustrations of pottery practice（T`ao yeh T`u-shuo） that glaze ash was at that time being got from Lo-ping district； and the commentary was written in 1743. Secondly we are told in the preface to the T`ao Lu that the draft lay hidden away for 20 years before publication in 1815.This would bring it back to 1795.”塞义不只将我国的年号编年“嘉庆三年”换算成西方的公元编年“1798年”，还对这句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自己的解说，即注文中说到的“two difficulties”：一是督陶官唐英《熏陶图说》撰成于1743年，其文中就有“乐平产釉果”的描绘，比《景德镇陶录》录载的年份要早50多年；二是蓝浦完结《景德镇陶录》草稿的时刻是1 7 9 5年，底子无法预知三年今后的工作。而且，注文中还指出了儒莲法译著中误将“嘉庆”当作“嘉靖”的译文，嘉靖三年是公元1524年，与蓝浦日子的年代相距两百多年，明显有违现实。塞义这一脚注提及的问题，颇有学术价值，值得引起中西方陶瓷研讨者和翻译者的注重和注重。
最终，塞义在正文译著之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和一个索引，这也是深度翻译理论在该译著中运用的详细表现。其附录一是该译著脚注中所提及的我国典籍，如《江西通志》《遵生八笺》《陶说》《天工开物》等；还有外国典籍，如《Oriental Ceramic Art》《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The Ceramic Art of China》《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等。其附录二是译著正文中首要参阅的文献，计有8 9本之多，由此可见塞义在英译《景德镇陶录》时，查阅参阅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可作为研读者查核和运用该译著内容的重要头绪，一起亦可看出塞义为此译著刻苦之勤，用力之深。而在该译著结尾的索引中，塞义将《景德镇陶录》中呈现的陶瓷职业术语、人名（包含诗人、词人、陶工、保藏家、官员、皇帝等）、地名、文献名、年代名等，依照英文字母次序，标明晰每个名词在译著正文中呈现的页码，以便读者按图索骥，查找原文内容。
四、《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著的缺乏之处
塞义作为英国学者，能将我国陶瓷名著《景德镇陶录》全文译出，实属不易，值得称道和欣赏。但他终究不是我国学者，受年代、地域和言语的约束，特别是在阅览和了解我国文言文方面，存在着许多缺乏，在翻译过程中呈现了不少漏误。如对《景德镇陶录》序文之言“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的翻译：“These rolls show that the Town extends ten `1i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ten from east to west. Its pottery business gives occupation to a thousand houses.”《景德镇陶录》原文之意是“景德镇方圆几十里，从事陶瓷出产者有几千户”，而塞义将“几十里”了解并翻译为“十里”，“几千户”了解并翻译为“一千户”，一字译漏，相差甚远。
塞义英译《景德镇陶录》时，虽然在正文译文中增加了不少脚注，可是相关于彻底没有我国言语和文明根底的西方读者来说，仍是太少了；即使是有脚注的，其内容也多不详实，或没有解说清楚，或表述的不行完好。如塞义对《景德镇陶录》序文开篇提及的朱铜川及其作品《陶说》所加的脚注：“Better known as Chu Yen. The T`ao Shuo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D 1774.”如此注解真实过于简略，仅言朱铜川即朱琰，所著《陶说》出书于公元1774年，而对朱琰的生平概略和《陶说》的作品宗旨等内容彻底没有提及，当然这可能与译者塞义只注重陶瓷制造工艺、不注重前史人物或文献典籍有关。
此外，《景德镇陶录》原文中固有的不合理或不正确之处，受各方面的限制，塞义在译著中也未作考证和剖析。如有关蒋祈《陶记》作品年代的问题，《景德镇陶录》沿用《浮梁县志》之言，将其视为元代所作；而译者塞义沿用《景德镇陶录》原文，亦视为元代所作。而我国学者以著名古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为代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据最新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以为该书当著于南宋，而且这一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承受和认同。该书终究著于何时，是南宋仍是元代，虽然至今尚无结论，可是塞义不加任何的考证剖析，直接沿用《景德镇陶录》之言，确是该译著的失漏之处。
五、结语
《景德镇陶录》初稿于乾隆末年，由蓝浦纂辑，后由其弟子郑廷桂修订弥补，在其时浮梁县令刘丙的赞助下，于嘉庆二十年（1 8 1 5）刊印出书。这是我国榜首部真实意义上的景德镇陶瓷史专著，其内容具有极高的参阅价值，至今仍是陶瓷研讨者“奉为圭臬”的必备覆按文献，也是西方了解景德镇制瓷技艺和出产前史的最好材料。时隔130多年，英国学者塞义为了让西方学习和领略到我国古代优异的制瓷工艺，进步欧洲陶瓷的出产技艺和制造水平，鉴于已有的《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著之失，于1 9 5 1年英译了该书，并将其书名译为“The Potteries of China”。这是继英国学者卜士礼英译《陶说》之后的又一次将我国陶瓷典籍译成英文的活动，也是我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实践的又一次斗胆测验。为了协助西方人更好地舆解蕴涵其间的我国陶瓷文明，塞义极力正确地阐释汉语文本和我国文明。为了达此意图，他采取了深度翻译战略，将深度翻译理论在其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如在其译著中增加了译者序文、前语、脚注、评注、附录、索引等内容，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厚的文明和言语环境中，使读者极力去重构汉语文本发生时的前史空气，了解其时的我国前史文明布景，这是深度翻译为意图语读者供给的一条新途径。一起，该译著还可为现阶段中外典籍互译，特别是其时非常匮乏的我国陶瓷典籍外译，供给了思维和办法上的学习和启示。虽然该译著在翻译细节上尚存在着一些缺乏，乃至呈现了一些漏误，可是瑕不掩瑜，它在我国陶瓷典籍翻译实践中是一次斗胆的测验，也是一次不错的测验，不只推动了我国典籍深度翻译实践的开展，更扩展了《景德镇陶录》的传达规模，强化了我国陶瓷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了世界陶瓷工艺及其文明的沟通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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